2024年7月，被告孙某驾驶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与原告亲属刘某驾驶的电动两轮自行车碰撞，造成刘某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经认定，被告孙某承担全部责任。孙某驾驶的车辆在被告A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在被告B保险公司投保特定种类设备安全责任保险50万元，在被告C保险公司投保公路货物运输险(附加第三者责任保险500万元，免赔额100万元)。各方对赔偿问题协商不成，死者刘某亲属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孙某、A、B、C保险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15万元。
被告A、B保险公司均同意在其赔偿限额内赔付。被告C保险公司辩称：1、公路货物运输保险特别约定中列明“本保单所保车辆为营运货车(不含水泥搅拌车、自卸车及特殊结构车型)”，本案被告孙某驾驶的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属特殊结构车，不属于保单所保车型，不应承担保险赔付责任。2、公路货物运输保险特别约定中列明“本保单的附加险第三者责任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100万人民币”，本案应在扣除绝对免赔额100万后进行赔付。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涉案车辆是否属于被告C保险公司承保车型；2、被告C保险公司是否有权主张100万免赔？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中，被告孙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涉案车辆分别在A、B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特种设施安全责任保险，被告A、B保险公司应当在各自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相应的责任。法院遂判决被告A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9.8万元，被告B保险公司在其赔偿限额内赔付50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C保险公司在作出保险承诺前，有义务对承保车辆的性质与险种相不相符进行审核检查，对经审查车辆性质与险种不符的，可完全拒绝承保，从被告C保险公司出具的保险单来看，投保人在投保时已经向被告C保险企业来提供了车牌号、厂牌型号、车辆识别代码等信息，被告C保险公司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案涉车辆属性的状况下仍自愿承保，视为认可涉案车辆系承保车型，即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被告C保险公司的抗辩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保险法》第17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9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认定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本案被告C保险公司提供的公路货物运输保险单特别约定中列明的“本保单的附加险第三者责任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人民币100万”系格式合同文本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庭审中，被告C保险公司仅提交保险单及保险条款，未提交有投保人签名的投保单、回执单等证据证实其已向投保人送达保险条款并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故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保险人的提示与说明义务是《保险法》的核心条款，是指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前，应向投保人提示、说明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真实含义。由于保险业务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与技术性，一般投保人对于保险合同中保险术语的含义不甚了解。加之保险合同多以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投保人对于保险合同条款内容的理解有几率存在偏差、误解，导致被保险人、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得不到预期的保险保障。基于公平原则和最大诚信原则，拥有专业方面技术优势的保险人应当对涉及对方当事人重大利益的条款进行说明，以使最终成立的保险合同建立在双方充分理解合同条款含义的基础之上。
根据保险业的惯例，保险合同中一般都有在特定情况下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在不违反公平原则的前提下，是为法律所允许的。根据《保险法》第17条第一款规定，如果保险人与投保人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在向投保人提供投保单的同时必须附上格式条款，便于弱势一方的投保人及时了解格式条款的内容，以决定是不是投保。保险人有义务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保险法》第17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需要对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第二款要求的说明效果较第一款对格式条款的说明更加严格，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
实践中存在保险销售业务员错误引导比如口头承诺与合同条款不符、投保流程不规范比如仅收取保费未签署投保单等情况，保险人应以“实质合规”为标准，尽到合理的提示说明义务，避免形式化操作以规避风险。另外，保险人应尽到审慎核保义务，在承保前应当对投保标的如车辆、被保险人健康情况等做到合理审查，以评估风险并决定是不是承保。投保人亦应通过如实告知投保标的情况，主动行使知情权，出险后及时通知保险公司等来降低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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